有人问我:退休了,怎么比上班时还忙?
我笑笑,不知从何说起。有些事,做了就是一辈子,哪有什么退不退休?
三十四年前,我穿上警服的那天,军人出身的父亲对我说:“当警察,心里要装着老百姓。”这句话,我一直记着。如今警服虽已脱下,但心里的那份“装着”,从未卸下。
那些站在悬崖边的孩子
我是一名警察,也是一名心理危机干预者。
你可能想象不到,三十多年来,我站过多少次楼顶、多少次桥边。风很大,对面站着的,是一个想要结束一切的年轻人,他们中的许多,还是孩子——花季一般的年龄,眼里却只剩下灰烬。
2006年6月2日那个中午,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站在天台边缘。我走过去,没有说“你要想想父母”,也没有说“生活还很美好”。我只是陪他站着,听他诉说,这样一站就是四个半小时,后来过了很久很久,他终于肯向我伸出了手……
那一刻,我在他心里,种下了一缕光。
三十多条生命,我拽回来了。但我知道,救下来只是开始。他们心里的伤口,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愈合。退休之后,我一直在想:我能不能在他们走上楼顶之前,就走进他们的心里?于是,我的“葛姐阳光工作室”被赋予了新的使命,并且在庐阳区关工委和三孝口街道的支持下,我们入驻了三孝口党群服务中心,我开始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,去践行我后半生的心愿——做孩子们心灵的“摆渡人”。
一间有温度的工作室
我们的工作室,不大。但推开门,阳光正好。楼下就是妇联的“合美空间”,墙上挂着孩子们画的画,书架上摆着他们爱读的书。我们工作室里有卡通的沙发,还有心理沙盘,每一个走进来的孩子,我们不会急着问“你怎么了”。我们会先倒一杯温水,让他在沙发里坐一坐,听听音乐。曾经有一个小姑娘,整整半年不肯出房门。她的妈妈哭着来找我,说女儿把自己关起来,不和任何人说话。有一天她妈妈把她“骗”来了我的工作室,我没有多说,只是告诉她:“葛姐的工作室,有一扇永远为你开的门。”两周后,她来了,低着头。我们没有谈学习,没有谈未来。我陪她玩沙盘。三个月后的一天,她突然对我说:
“葛老师,我想回学校了。”
那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一句话。
如今,我们已帮助过无数个这样的孩子。每次从黑暗走向光亮的跋涉,每一个脚印里都盛满了泪水与勇气。而特别让我欣慰的是,越来越多的“五老”加入了我们——老教师、老专家、老模范……他们带着毕生的智慧和爱,和我一起,守护着这些摇曳的幼苗。
用诵读点亮心灯
除了心理帮扶,我们还在做一件很美的事——诵读经典。
我年轻时喜欢朗诵,觉得文字是有温度的。后来我牵头成立了合肥市演讲与朗诵学会,在工作室里创办了“悦会庐州”经典诵读活动,每个月的那个周末,社区里的孩子们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读唐诗宋词,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,读合肥本土作家的《灯火庐州》……声音从唇齿间流出,像溪水一样淌过心房。
有一个男孩第一次来的时候,怎么都不肯开口。我让他试着大声说“我是最棒的”,他声音小得像蚊子。我一遍一遍地鼓励他。两个月后,他已经能站在台前,声情并茂地朗诵《少年中国说》了。
那一刻,他眼里有了光。
我们还开办了“好人公益大讲堂”,请道德模范、身边好人来讲自己的故事。陈相珍老人讲他抗美援朝的经历时,台下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。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、那些舍生忘死的精神,就这样,一字一句地,种进了下一代的心里。
每个人都做一点点
我常对人说一句话: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,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。
1996年,我开始资助一个贫困学生。从初中到博士后,我看着那个瘦弱的孩子一步步成长为中科院的博士生导师。他的人生,因为我当初的援手,完全改变了轨迹。这件事让我坚信——善意会裂变,光芒会传递。如今,“葛姐阳光工作室”依托合肥市演讲与朗诵学会已经有了200余名志愿者,有医生、有律师、有教师、有心理咨询师……还有那些曾被我帮助过的孩子,长大后也回来当了志愿者,他们跟我说:“葛姐,我们回来还阳光了。”
我们的“公益高考咨询会”,一做就是十五年,服务了五十多万名考生和家长;我们的“木吉他公益计划”,把音乐送到乡村学校,让山里的孩子也能弹着吉他唱起歌。
这些,都是无数人奉献的“一点点”,汇聚成了照亮人间的星河。
四十年,初心如磐
今年是市关工委成立四十周年。四十年,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壮年;四十年,也足够一粒种子长成参天大树。我常常想起那些年——那些站在风里、握着孩子冰凉的手的瞬间;那些深夜还守在电话旁等着一个迷茫少年倾诉的时刻;那些看到孩子重新微笑、重新奔跑的欢喜。
总是有人问:累吗?
说不累是假的。但每当看到那些曾经暗淡的眼睛重新亮起来,我就知道:一切都值得。
警服虽已脱下,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从未褪色。我会守在这间洒满阳光的工作室里,继续做那个在孩子们心里“种阳光”的人。
您若问我:什么是关工人的初心?
我会告诉你——
是即便老了,心里依然装着孩子;
是即便累了,依然愿意点亮灯火;
是春蚕到死丝方尽,是蜡炬成灰泪始干。
而我,愿做那一缕小小的光,种在每一个需要爱的孩子心间。
静待,花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