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门之外，以爱叩启——一名老教师的关工记忆

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起时，我望着教室里那一张张稚嫩的脸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四十年，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，我以为自己的教育生涯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然而，当镇关工委向我发出“五老”志愿者聘书的那个下午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和孩子们的故事，才刚刚翻开新的一页。

四十年的一线教学经历告诉我，初中阶段的孩子，正处在心理断乳期。他们的心灵像玻璃一样脆弱，又像火山一样炽热。那些藏在分数背后的焦虑、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孤独、那些在成长路上迷了路的孩子，是我在讲台上四十年最深的牵挂。以前有课堂、有讲台，我可以随时拉他们一把；退休后，我还能做什么？

关工委给了我答案。

带着四十年积攒的“教育老本”，我成了一名关工战线的“新兵”。虽然身份变了，但那份看见孩子就放不下的心，一点没变。

小杰是我结对帮扶的第一个孩子。这个初一的男孩，瘦瘦小小，总是缩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眼神躲闪，像一只随时准备逃跑的幼崽。班主任告诉我，小杰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他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。升入初中后，学业难度陡增，加上性格内向，他遭到了个别同学的排挤。渐渐地，他开始拒绝与人交流，甚至出现了自残的倾向。

那个傍晚，我把他从学校心理咨询室领出来。他没有哭，只是低着头，反复抠着手指上的倒刺，直到渗出血珠。这个动作，我太熟悉了——教了四十年书，我见过太多这样无声的求助信号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。

四十年教学经验告诉我，对于这样的孩子，空洞的说教最无力。他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指导者，而是一个愿意蹲下来、陪他一起看世界的同行者。

我开始尝试走进他的世界。我发现他虽然不爱说话，但喜欢画画，尤其是画那种线条繁复的机械装甲。于是，我买了素描本和铅笔送给他，不谈学习，只聊他画的机甲有什么功能。起初他沉默以对，后来偶尔蹦出两个字，再后来，他会指着画告诉我，这个装甲能保护城市。我抓住“保护”这个词，对他说：“你看，你心里有一座很想守护的城市，说明你是个内心很有力量的孩子。现在，我们先一起保护好自己的心，好不好？”

那一刻，我看见他眼眶红了。

四十年的教书经验告诉我，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，而是点燃一把火。我要做的，就是帮他找到那颗还没熄灭的火种。

借助关工委“家校社”联动的平台，我联系了他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——这些年轻老师中，有些甚至是我当年学生的学生。我建议他们在课堂上多给小杰一些“台阶式”的提问，只要他开口，就给予鼓励；我找到社区里的“五老”书画社，把他的画作展示在社区宣传栏里；我还和他的爷爷奶奶沟通，叮嘱老人不要总是责骂，多听听孩子说话。这些方法，是四十年里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，每一步都踩在孩子的心理节拍上。

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他依然会有情绪崩溃的时候，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见任何人。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因为和同学发生口角，他半夜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“老师，活着好累。”看到信息的瞬间，我手脚冰凉，披上衣服就给他打电话，一直打到手机发烫。电话那头，他哭得说不出话；电话这头，我反复说着一句话：“哪怕全世界都不理解你，老师这盏灯还亮着，你随时可以过来。”

那一夜的通话，让我想起自己刚当老师时带的第一届学生。四十年前，我也曾这样深夜守在电话旁，为一个迷途的孩子点亮一盏灯。四十年过去了，灯还亮着，只是举灯的人，从讲台上的年轻教师，变成了关工战线上的退休老兵。

从那以后，小杰开始主动来找我。我们一起在社区的“红雨斋书屋”里读书，我给他讲《平凡的世界》里孙少平如何在苦难中保持尊严，他给我看他新画的色彩明亮的风景。中考前，这个曾经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孩子，已经能够正常上课、交友，甚至主动给学弟学妹分享自己走出低谷的经历。

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，他跑来见我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：“老师，谢谢你当年没有放弃我。”

那一刻，我热泪盈眶。我忽然觉得，四十年教书生涯攒下的所有经验、耐心和爱，都没有浪费。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在关工委这个新的舞台上，继续发光。

刚退休时，有人问我：“站了四十年讲台，还不够吗？该歇歇了。”我说：“歇不下来。四十年，我太了解这些孩子了。他们需要我，我就还在。”

是的，我还在一线。只不过这个“一线”，从学校的课堂，延伸到了社区的角落、孩子的心里。在关工委这个大家庭里，像我这样带着几十年教育积淀而来的退休教师还有很多。我们或许不再能站在三尺讲台挥洒汗水，但我们依然可以用几十年的阅历、耐心和对下一代最深沉的爱，去敲开那些紧闭的心门，去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。

四十载关工路，四十载育人情。我用了四十年来教书，如今，我准备用余下的时光，继续做那个在“心门”之外久久守候的人——用爱叩启，静待花开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肥西县桃花初级中学关工委　王　俊